2014年07月07日  星期一  深圳晚报  B06版

郑卫宁

1999年，残友创办初期，办公地点就在郑卫宁（左二）的家中。

2009年，郑卫宁（右二）与残友员工分享心得。

2010年，郑卫宁与残友员工分享台湾行笔记。

为了活命，我来到了深圳。

我是一名天生的血友病患者，需要定期输血维生。1993年，家中一位在卫生系统工作的表哥告诉我，河南上蔡县发生了艾滋村惨剧，他们的血基本上都卖给了我的家乡湖北武汉。他在内部文件里看到一个数据——当时，全国血友病患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87%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只想到一个词来形容我的心情，那就是“灭顶之灾”。隔天下午，我便去做了艾滋病检测。那时，做检测是很难的，在10天煎熬又无所事事的等待后，我拿到了结果——没有被感染。我当即决定：要去深圳。

之所以想到深圳来，是因为我的姐姐在这里。我从她那儿得知，深圳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志愿献血的城市。输血时用的是同一个人的血，而不是像河南的“血头”那样，把一百个人的血放在分离机里分离成白血球和红血球，输一次就会感染100个人。

“深圳的血不会互相感染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便为了活命，来了深圳。

没上过学但疯狂地看书

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但是残疾人没有。

如果非要说梦，那么残疾人唯一的梦想便是自食其力，养活自己，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。

从四五岁起，我就察觉到自己是个负担了。那时，每到白天，附近的孩子都上幼儿园去了，只有到了晚上，他们从学校回来，才会来找我玩。这让我意识到：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

13岁那年，我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崩塌。那时，我们一家人还在大连。有一天我醒来，透过房间的窗户往外看，突然就看到对面的墙上，用黑色的刷子赫然写着几个大字——打倒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郑石。郑石是我的父亲，这两个字是倒过来写的，上面还打了两个大大的叉。

父亲被关押了11年，母亲陆陆续续被关押，哥哥姐姐们都下放了，家中的房子也被造反派一抢而空。我们原来住的是独栋别墅，这下各个房间和家具都被瓜分了。外婆过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，我们二人便蜗居在整栋房子条件最差的一间屋子里，屋内连凳子都没有，我就天天坐在地板的草垫上。

正是那候，我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衣服、食物连同房子，所有的这些，都需要依靠金钱来支撑，而我还需要格外昂贵的输血费用，这令我更加认为自己是个负担。

那时，我唯一的快乐便是读书。外婆将父母和兄长们留下的书籍一本不落地摆在我的床头。我一天学没上过，并不识字，就是反复地看，大体猜想它们的意思。

我看民间故事，看《青春之歌》，最喜欢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。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梦想，却对美好生活心生向往。我记得我在高尔基的书中读到一句话——小鸟的美在羽毛，人的美在心里。当时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一样地漂泊、失学，但他仍可以变得伟大，我便不再觉得那么孤独。

不想让人发现自己残疾

我见过的第一个血友病患者的死亡是我表哥。一家人吃饭时，他突然说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就脑出血去世了。

对于血友病患者而言，死很容易，就是把一般人持续几天的出血过程浓缩在几分钟内，躺下、昏迷、打呼噜、脑子进一步压迫脑干的所有神经，然后呼吸停止。

在我还小的时候，治疗血友病的药物还很贫乏。有一次，我头上摔了一个口子，一晚上血流不止，父母束手无策，一个枕头染红了，他们便再找枕头给我垫上，一直到次日白天，血流干了，我也昏了过去，等医院开门了，他们便将我送至医院抢救。

等我醒来，医生告诉我：“你的心跳曾经停止过。”但我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有意识，便也渐渐觉得，死亡是一种安静、空旷的状态，也就不会感到害怕了。

相比死亡，小时候，我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。

在大连海军医院治疗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医院有一场学生演出，一所学校的学生前来医院礼堂观演，他们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孩子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那么多同龄的孩子坐在一起，我便将拐杖藏到座位底下，试图假扮成和他们一样的孩子。

但演出中途，我想尿尿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就尿在了棉裤里。那时正值冬日，北方天寒，我只有一条棉裤，只好连续穿了几天湿棉裤。夜里睡觉，把它搭到暖气上烤，白天再穿上。

那时的我就是这样，宁愿尿在裤子里，也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拄着拐杖去上厕所，我不想让别人发现我和他们不一样。

19岁后进工厂上班，我成为一名磨床工人，我将需要打磨的东西在机床上摆好之后，需要等待1至2个小时，让砂轮将东西磨光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一般工人都是站着，我特地从家里搬了个凳子过来。拐杖照例被我藏在机床下面，没有人看得到，我就那样坐着，心中喜悦，我想：“大家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工人。”

一直到25岁至30岁那些年，我才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残疾。30岁之后，接触到残疾人与社会关系等更加深刻的话题后，我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：残疾仅仅是特征而已。

母亲去世后忧郁而自杀

在1993年正式来深圳以前，我曾来过深圳。

80年代，社会上掀起电大热。我辞去了工厂的工作，到电大读书。我明白一个道理：作为一个体力上弱于别人的人，必须在知识上比别人强。

因为读电大轻松，我便一边读书，一边试着做点小生意。那时候，我到深圳进过货，深圳给我留下了3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：

第一个是深圳人少。1988年春节前，我和太太、女儿到荔枝公园散步，整个公园里就我们仨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股市里。我以近600元的总价买了100股深发展，要离开深圳时，我把它卖了，赚了3000多块钱，并用2700元给孩子买了个任天堂的游戏机。那时候，3000块钱是笔大数目，2700元的游戏机也是很奢侈的。

最后一个印象是深圳特别小。那时，莲花二村就算郊区了。

但我能感觉到深圳自由和民主的氛围。在内地，大家讲究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；但在深圳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在蛇口，袁庚创办的沙龙里，青年企业家们的发言特别让人振奋，他们从治理企业谈到了兼济天下的胸怀和理想。

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定居深圳。我见到许多创业者白天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上班，夜里回去，便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。而我的身体状况，连在内地混日子的工作都难以坚持，要在一个需要拼搏的城市里凭自己的实力去生存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，有的仅仅是羡慕。

到1993年，为了活命不得不正式入住深圳，我便开始感到极度的不适应。作为主流社会的脱离者，过去我在内地运用熟练的交往规则和技能，一下子失效了。

深圳是移民城市，人的自我保护欲很强。刚到深圳不久，有一次，我坐着轮椅在马路上想找人问路，但不管我怎么问，就是没人理我。我后来明白了，所有人都把我当乞丐了。当时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冲击，我觉得这座城市毫无人情味。

每天和邻居一起等电梯，我想问候他，第一次邻居可能敷衍一下，但第二次，邻居就躲得远远的，看到我走了，他再出门。大家都是人到中年来了深圳，内地的家需要养，未来的事业需要前进，所有人都认准拼命赚钱的道理，谁也不想被人打扰。

我便强烈地想要回武汉。但我回不去了，太太从内地国企将主任一职辞掉，陪我来深圳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，坚决不肯走。女儿也考上了这里的重点中学，她住在学校，也不愿意回去。

到了1996年，我的母亲去世，我便患上了抑郁症。

过去，太太上班，女儿上学，只有母亲与我朝夕相伴。我为母亲量血压照料她吃药，她给我做饭吃，两人有种相依为命的默契。

她突然去世后，家中剩下我这个自认毫无价值的人，每天读书、看报、看电视、睡觉。我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13岁以前无法站立的日子，这种状态很可怕，我们残疾人称之为“闲愁最苦”——夜里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，不高兴的事情，电影般不停地在脑海里闪现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不敢上高楼，因为站在高楼上我就想往下跳。

我曾买过两次安眠药，给太太写了遗书：“我活着，巨额的输血费用给你们造成了压力，我要是不在了，女儿可以顺利考大学，母亲为我留下的30万，够女儿读书和你零用了。家中还有两套房子，一套出租，一套你们住，在深圳过上小康生活是没问题的。但我活着，不要说小康了，连贫困的生活都难以维持。”

写好遗书，我将3瓶安眠药同时吞下去。第二天清晨，太太醒来，看见遗书，又看到空荡荡的药瓶子，知道我有过一次自杀行为。但这个药是假药，我没死。

破釜沉舟创办残友集团

做“残友”完全是破釜沉舟的决定。我必须做出选择，要么继续在冷漠的人际关系中“冻死”；要么创业。深圳是一座鼓励创新、包容失败的城市，是创业的热土。

1997年，因为此前炒股，我家中有一台电脑，便思寻着开办一个电脑兴趣小组，我联系了深圳义工联，从他们那里招募了4个平时比较活跃的残疾人，又从武汉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大家。

刚来的残疾人一个都不懂电脑，我发问：“全深圳的残疾人竟然没有一个懂电脑的吗？”他们就告诉我，有个人叫刘勇，过去在打字社里打字，一分钟能打200个字，后来打字社倒闭了，他就在滨河的一家麻将馆里给人家打扫卫生。

我琢磨着，难得有这么熟悉电脑的残疾人，应该叫过来，便去找他。

一进麻将馆，我就看到了刘勇。他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三，正弯着身子，在麻将馆里倒开水，我跟他说明了来意，他就从放拖把和杂物的角落里找出一台装着DOS系统的电脑，打开来，用他那双变了形的手打字给我看，他打起字来“哗哗哗”地响，那一串串字就像是一口气被他通通推到电脑屏幕上似的，果然是1分钟200个字。

我便将我的设想跟他说了一下，他二话不说，放下所有东西跟我走了。刚到我家，他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说:“妈，我现在在一个大哥的家里学电脑，我就不回去了。”

他有整整15天没回家，每天趴在电脑面前，这期间竟然做出了网站。他不会写稿，做的网站没有内容，把栏目打开，页面下方就有一个小人在挖土，底下写着：“正在建设中。”

尽管网站里所有的栏目都是正在建设中，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架构完整的网站出现在屏幕上，依然会感到震惊。

从残疾人小组发展为“残友”的直接契机则是深圳1999年举办的第一届高交会。

高交会期间的一天，太太推着我去参观。当天，诺基亚的一位副总裁在现场做了演讲。他说：“没有互联网的时候，人们在知识的海洋上漂泊，有了互联网之后，知识的海洋就从每个人的身边流过。”

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，我突然意识到:过去残疾人因身体不便无法上学或去图书馆学习的那种远离知识、没有力量的状态可能会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结束，一个被压抑了千年的边缘群体——残疾人，将有机会借助互联网真正地融入主流社会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

因为高交会上的这句话，我们开始探寻这个兴趣小组的盈利模式。并且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在互联网和电子工业上的发达，残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。所以现在我走到哪里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深圳，我的人生将真正地残疾。

我们开始在网上四处张贴广告招揽生意。很快华强北有个人过来，让刘勇按800元的规格制作一个网页。那人趁我不在的时候，让刘勇将制作好的网页传给他，说是第二天给钱，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这是我们的第一单生意，刘勇特别懊恼，一直念叨着：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居然骗残疾人。”我就告诉他：“这就是商业社会，创业初期遇到骗子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。我们现在被骗800块，将来做8000、8万、80万的生意就不会被骗。”

刘勇问我：“大哥，真会有那么一天吗？”

我就回答：“会有的。”

让边缘群体融入主流社会

现在，刘勇随便签一单合同，金额都在几十万以上。

1999年，他拿下深圳网页制作的冠军；2000年3月份，又拿了广东省的冠军；那年5月，我陪他到杭州参赛，他拿了全国第二名；8月份，他去欧洲的布拉格比赛，在那里获得世界网页制作第五名。

还有李虹，他是广东的编程冠军、中国的编程亚军，又在印度新德里世界编程比赛中获得了第五名。

他们俩的成绩给了我一剂强心针——起初，我担心残疾人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。但现在他们证明了自己拥有超于常人的能力。这并不是因为残疾人聪明，而是因为残疾人有充分的耐心和努力。

世界上有12亿残疾人，加上他们的父母，这就是一个将近40亿的人群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这是一个边缘群体，但在网络时代，他们能融入主流社会，不再成为社会的负担。今年4月底，我在哈佛大学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说：“互联网经济产生了一种无体力劳动，它使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有机会融入主流社会，有尊严地生存，残疾人坐在屏幕前就是优质的人力资源。”

我这一生最大的抉择不仅仅是建立公司。在这个团队中，我把自己的个人理想，包括对社会公正的理想都倾注了进来。2009年，中央支持我们成立郑卫宁基金会，我们企业挣了钱就捐给基金会，基金会拿到钱，就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，关爱残疾员工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

从2007年到现在，我们得到了深圳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帮助。埃森哲的总裁，每个月坐飞机来深圳，自己花钱住酒店，花两天时间给我们讲软件技术；我们经常有技术问题解决不了，便给神州数码、腾讯等公司打电话，他们立刻帮我们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员现场帮我们解决，还将解决方法教给我们。

回想20年前我刚来深圳时，坐轮椅出门总会被当成乞丐。但现在，我们那些在轮椅上的员工常常回来告诉我，路边的陌生人见到他们就问：“你会不会做软件啊？”因为深圳有1300多个会做软件的残疾人，他们便成了一个标志。

（责任编辑 黄燕如）